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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嫌犯朱某某潜逃24年后落网。警方供图

原标题:浙江一杀人嫌犯24年后落网,逃亡期间彩票中大奖不敢高消费

经过24年的不懈追捕,浙江仙居县警方3月26日将发生在1994年的一起杀人案件嫌犯朱某某押解回当地。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警方获悉,1994年6月8日夜,原仙居县城关镇人、徐某某与朋友唱完歌,回家途中与泮某某等擦肩而过,泮某某将口中的杨梅核吐到徐某某后背,双方发生争吵,徐某某遭泮某某等追打。随后,时年22岁的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受邀一同找泮某某报复。当天23时50分许,两拨人在县城群殴,朱某某用木棒击中泮某某头部,致其倒地,随后朱某某和徐某某继续用木棒、砖头殴打,看到泮某某不动后逃离现场。

泮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系颅骨凹陷粉碎性骨折,脑挫伤死亡。

案发后,警方很快锁定犯罪嫌疑人,徐某某等相继到案,受到法律制裁。但主要犯罪嫌疑人之一的朱某某逃脱。此后,因线索中断,抓捕工作没有突破性进展。

今年3月,警方发现落脚广东佛山的广西籍王姓男子与朱某某极为相似。3月23日,仙居警方在佛山警方配合下,将正在小区物业监控室上班的朱某某抓获。

朱某某交待,案发后他逃到与仙居毗邻的天台县并去了上海、苏州,开始逃亡,起初跟着人做烧饼,随后辗转广东、广西等地收购白银废料倒卖。2006年,朱某某“漂白身份”,用王某某的身份在广东多地酒店、小区做保安。

逃亡期间,朱某某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据他交代,他唯一的爱好就是买彩票,一期不落,曾中过45万元大奖,但不敢声张、不敢高消费。他谈过几个女友,都因不敢说出真实身份,不敢带女友回家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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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台湾公务人员收入到底高不高?苦日子和好日子都有过,李登辉薪水曾超过美国总统克林顿

军公教的好日子在新世纪来临前走入历史。

近日,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宣布明年军公教加薪3%。这些年来,军工教团体的高福利一直是民进党诟病的目标。其实军公教并非一开始收入就高,更多是因为岛内这20年经济增速趋缓,其他岗位工资滞涨反衬出公务人员待遇不错。但正如台湾《联合报》所说,打开军公教的加薪史,不免也要为当年的军公教掬一把辛酸泪。

1950年到1960年代:百业凋弊苦日子

1949年后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岛内百业凋弊,大量从大陆而来的军人、公务员需要供养,因此军公教团体维持着低薪。第一次加薪是在1952年度,当时行政机构宣布,自当年9月起调整士兵及乡镇公所人员的待遇。比如,陆军二等兵的待遇从每月7.5元增加到15元新台币,陆军上士从每月30元增至45元,乡镇公所人员则依原薪俸加薪50%。

1960年6月,地区行政机构做出调整军公教待遇的预算修正案,决定将烟酒等公卖品涨价收入作为军公教调薪的资金来源,总经费为2.88亿元新台币,其中军人占2.36亿元,其余用于公教系统加薪。从调薪可以看出,当时蒋介石当局还在谋划“反攻大陆”,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军队与战争动员力量。不过到了当年7月,在立法机构的坚持下,行政机构被迫扩大加薪预算到4.6亿元。

之后就是如今广受争议的“三节奖金”。1963年3月,时任行政机构副负责人王云五宣布,军公教人员在年终时一律照现行待遇增发一月薪水。到了1965年9月行政机构决定,为欢度中秋,全台军公教人员加发一个月薪金,同时还决定1966年1月发年终奖一个月,5月再发一个月的端午节奖金。至此,军公教团体就有了“三节奖金”:年终、端午与中秋各加发一月薪水。当时当局是走一步算一步,因为无法确定岛内经济是否能持续成长,有无稳定财源来支付调薪所带来的财政开支。

当然,台湾当局已经开始谋划“高薪养廉”。1969年1月,为避免税务人员受贿,行政机构直接为税务人员加薪。调整后税务人员待遇最低为4000元左右,最高在万元以上。那时拥有博士学位的大专院校教授月薪也就3000元左右,待遇不及收入最低的税务人员。岛内各县市税务员有3800多人,拥有高学历的只有406人,小学以下学历的倒也有400人,有人苦笑:教育程度如此之低,待遇竟可超过大专教授一、二倍,实在是“太不相称了”。

1970年到1980年代:百万人大加薪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岛内经济形势逐渐好转。行政机构在1974年2月决定,当年1月到6月军公教人员加发薪资10%,对于台军官兵每月则增发副食费20元。

到了1975年,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蒋经国宣布,当局当年总预算比前年大幅增加了41%,是历年增加最多的一次。他推动的“十大建设”让经济起飞,1976年6月行政机构宣布军公教加薪11%,从当年7月1日起实施,办法甚至把每一个职等待遇是多少都如实详列。

不过,当时还未进入经济发展黄金期,加薪还不是每年的惯例,更多是当局按财力一年一议。比如1983年加薪又回到过去做法,只加发两个月奖金,端午中秋各半个月,年终加发一个月。

但在1985年,当局决定全面提高岛内军公教人员待遇,调幅约8%,同时又加发年节奖金两个月。这次待遇调整范围包括政务官、民意代表、各类公务人员、技工、工友、各级公立学校教职员工、台军官兵等,共达一百余万人。

当时,岛内行政、司法、考试三院负责人的待遇是月俸2.24万元、公务费5.6万元,总计7.84万元,至于各部会首长薪水则为4.48万元。1987年度并未加薪,但从1988年开始,岛内军工教团体进入长期了加薪时代,当年加薪幅度是10%,第二年为8%。

1990年到上世纪末:盛极而衰

台湾经济高速增长让当局的荷包越来越鼓。1990年行政机构负责人俞国华在立法机构宣布,军公教人员调整待遇幅度为12%,并加发年终奖一个月。在那年,行政机构定下来1991年度加薪案,平均加薪13%,创了台湾史上加薪的最大幅度。不过也是从那时起,军公教的实物代金不再发放,而是并入薪资中计算,因此有人质疑13%的调薪其实纯度并不够。

盛极而衰好景不长,之后台湾地区军公教团体加薪开始步入慢车道。1992年、1993年军公教加薪幅度降到6%。1994年,军公教调薪有8%与10%两个方案,最后当局选择了8%的方案。

那么,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收入又是多少?1990年当局首度透露,地区领导人的薪资也会跟着调涨,当时李登辉一年收入为61.8万元,前一年为54.6万元。到了1994年,李登辉与李元簇两位正副领导人宣布不再随军公教加薪,那个时候,李登辉薪水已达每月79万多元,而李元簇则为59万元,李登辉薪水已经高过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1995年连战接替郝柏村担任“阁揆”,当年拍板军公教只调薪3%。那年上半年,岛内民间薪资增长率是5.6%,已降至九年来新低,而在1986年到1993年民间薪资增长每年都超10%。也是从1995年起,岛内传出要面对低加薪时代。1996年连战给出了最后一次加薪大礼5%,到了1997年、1998年增幅只有3%。

1998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陷入不景气。新任行政机构负责人萧万长硬着头皮核定1999年度军公教调薪幅度为3%,但这也是军公教团体连续加薪的终点。2000年岛内发生“9·21大地震”,当局宣布军公教不加薪。之后,军公教团体加薪更成了奢望,往往苦等好几年才会加薪一次,幅度始终不曾超过3%。也就是说,军公教的好日子在新世纪来临前走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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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28年前一个中文都不会的老外,让全世界看到没有PS过的中国多美

献给中国人的情书。

你知道90年代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模样呢?

你见过爸妈最年轻最时髦的样子吗?

你是否了解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家庭印象呢?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一个外国人的镜头,

重返90年代!

重新认识中国!

1990年,一位来自荷兰的摄影师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Robert Van Der Hilst),

受到法国版《Vogue》杂志邀约,

来做一个上海专题摄影。

那年5月,

他带着一部尼康F 35毫米相机,

几个不多的镜头,

柯达克罗姆彩卷正片,

抵达上海虹桥机场。

在此之前,他从未踏足过亚洲。

现在,他到了这座西方人眼中神话般的城市。

到达上海24小时之内,

他就爱上了她,

他知道自己会不断回到这里。

事实也的确如此。

1990年至1993年间,

他往返上海七次,

为不同的杂志完成不同的拍摄任务。

他镜头下的上海,

市井沉浮,饮食男女,

在90年代的日常世相中,

绽露奇异的美。

旧时幽深的弄堂

是老上海人最熟悉的聚落

大家都住这样的房子

90年代的上海乍浦路,

鼎盛时期有100多家饭店。

大小酒席,

夜夜良宵。

那时候黄浦江对面的陆家嘴,

没有东方明珠,

没有环球金融中心,

没有金茂大厦,

也没有香格里拉。

江边晨练的老人,

在摄影师眼里很是稀奇

人们聚集在人民广场上,

晒晒太阳,跳跳舞。

跳完舞,去个热闹的茶馆子

聊聊天,喝喝茶。

到了傍晚,

老派上海人穿着睡衣,

就在路边乘凉。

那时候汽车还很少,

公交车上也乘客寥寥。

路上最拉风的是凤凰牌自行车。

罗伯特漫游在上海的街道,

观察着路边的风景。

路边的饭馆,

烟火气十足。

那时候,

上海是全中国最洋气的地方。

路上的时髦女郎与潮流青年,

吸引着摄影师的镜头。

摄影师不停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不停拍着照片,

记录下那些早已被淡忘的记忆。

90年代的上海之行,

让罗伯特对中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让中国的“家”文化,

深深根植在了摄影师的心里。

“来到中国后,

我才发现家庭对一个人影响非常之大。

我的家庭不美满,

所以中国让我真正有家的感觉。”

于是,2000年之后,他又来了,

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国家旅行拍摄,

开启一个《中国人家》的拍摄项目。

从2004年开始,

年过6旬的罗伯特花费了6年的时间

走访了中国20多个省份,

拍摄了1000多个家庭。

“家,是中国人心中唯一的城堡。

我想借此拍摄,

谈谈对家的理解。”

刚开始拍摄时,

罗伯特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

他不会中文,

不能和拍摄者进行沟通,

更不用说进到别人家里拍摄了。

但是,很快罗伯特就发现,

当他身处中国家庭里时,

语言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们用眼神、用情感、用感受来交流。”

“他们比我想得开放多了”。

“他们请我坐下,让我跟他们一起饮茶,

他们的真情和热情让我深受感动。”

罗伯特拍摄的多是中国底层家庭。

他会仔细观察人的表情、屋内的痕迹、装饰。

他说这些都是这户人家

对生活的衡量,

对美的理解

和他们生存状态的反映。

拍摄时,他既不打光,也不用后期软件,

但他的画面却都精美无比。

人物脸上的神态,

坚定自若。

屋子里的静物,

仿佛一幅幅古典油画。

这些中国人家深深打动了罗伯特,

他说:

“中国人真正的样子,

是努力且热情好客的。”

2010年,罗伯特终于完成了《中国人家》的拍摄。

他在影集的扉页上写着一行红色的小字:

献给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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